對市場的感悟就是對需求的感悟

　　對市場的感悟就是對需求的感悟

　　周錦尉

　　中國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，政府管控、調控的力度一直趨強、偏強，也可以說，有其優(yōu)勢的一面，集中力量辦大事容易成功，但發(fā)揮企業(yè)的活力和創(chuàng)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。由此，處理政府與企業(yè)的關系成為我們的關注點
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：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，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(fā)揮政府作用。人們注意到其中一個新提法，即市場的作用，從以前的“基礎性作用”，提升到“決定性作用”。

　　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湖北考察時說：“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(guī)律，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。”這“內在規(guī)律”重要的在于對“市場作用”的感悟，在此，我們進步飛速。

　　對市場的感悟與實踐的突破

　　市場作用從封建社會后期萌發(fā)，逐漸地解體了封建制度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此誕生，但市場力量的盲目性、競爭性、弱肉強食的殘酷性，飽受社會主義先驅們的批判，傳統經典認為，計劃經濟是它的替代制度。在實踐中，從毛澤東同志開始注意了市場的力量，認同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(guī)律。在“蘇聯模式”為統領思路的年月，這已經相當不易了，但將對市場認識轉為實踐，談何容易。

　　鄧小平同志應時而為，他70歲高齡，敏銳看到小崗村的實踐。歷史上逃荒要飯的那塊窮山惡水，“文革”以后，生存面臨威脅，聯產承包，五六十年代干過，有效，但受批判，簽“生死狀”干吧。這就是最低層民眾最基本的需求。

　　中國共產黨人感悟到了。于是，一發(fā)不可收拾，改革的“星星之火”燃遍九州。基于對傳統經典的突破性創(chuàng)新，鄧小平同志雖然在1979年就在與國際人士談話中說了“社會主義也可搞市場經濟”，我們黨還是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有一個“商品經濟”的過渡。以后，“市場取向”一直是改革弄潮兒的注意點，也是人們的一個爭議點。爭議的焦點：市場取向了，政府往哪兒放？

　　其實，市場經濟舞臺的主角是兩位：一是企業(yè)，二是消費者。政府則是后臺的監(jiān)控者、協調者、張羅者，亞當·斯密將它看得更低，是“守夜人”。經濟學家史正富認為，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有一個主角——地方政府，它們的沖動，也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。此觀點有不少人認同，我則有商榷意見：地方政府畢竟是政府，它們的“沖動”，往往與“政績”有關，我以為，這也是我們?yōu)槭裁础癎DP”引領、“形象工程”引領如此強勁的緣由。

　　關注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細胞

　　市場的感悟其實質就是需求的感悟。與改革啟動的“短缺經濟”時代相比，如今的需求有過去“做夢也未做到”的變化。自備車出現，想到沒有？層次不一的小區(qū)，停滿各色小車，成為城市生活的難題。還有手機，筆者這樣非時尚人士，也換了六七部。倘若你不擁有較新的手機，就不能享受現代社會很多權益，網絡熱點都一無所知，連“微信朋友圈”都沒有，是否被社會“out”？看來，汽車、手機、花樣翻新的服裝和箱包、舌尖上的新花頭、林林總總的小家電、健身和保健品、誘人的休閑旅游、孩子“起跑線”上的競爭、日益增長老人社會的需求等，都成了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的基本需求。

　　有大眾需求，還有“小眾需求”。現在已經是一個多樣化、多元化的社會了，抓住機遇先富起來的富裕階層已經被社會肯定，頂級的富豪已經進入國際的富豪榜。開著豪華車，住著豪華別墅，國際豪華游在六位數消費的人們，有那么一批。更小的“小眾”開始籌劃購買私人游艇和私人飛機。小眾的消費，產品新穎、奢侈精致、利潤豐厚，有廣闊的市場，開發(fā)商將之作為重要“項目導向”。據稱能消費私人飛機的富人，全國不會超過千名，但航線安排、購買途徑、辦理程序等，有關方面亦在規(guī)劃、操作過程中。

　　說了市場經濟的一個主角——消費者，他們產生著最終的各類需求，還得說另一個主角——企業(yè)，它們制造著（工廠）、傳遞著（銷售商）各類消費品。它們的積極性、創(chuàng)造性，它們的沖動與活力，關乎市場經濟的興盛如何。弗里德曼和曼德鮑姆在熱銷著作《曾經的輝煌》中說，美國發(fā)展有五個秘訣：重視教育、懂得移民、加緊研發(fā)、注意基礎設施、政府調控不能損害企業(yè)的活力。這第五條就是開掘企業(yè)的創(chuàng)造力。西方經濟學里有個“供應學派”，筆者做通俗理解，主要就是關注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細胞——企業(yè)發(fā)展中的自由度。二次大戰(zhàn)以后，凱恩斯理論重視了政府干預這一手，但也出現企業(yè)活力受損的情況，撒切爾夫人、里根的經濟措施，有供應學派的影響。中國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，政府管控、調控的力度一直趨強、偏強，也可以說，有其優(yōu)勢的一面，集中力量辦大事容易成功，但發(fā)揮企業(yè)的活力和創(chuàng)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。由此，處理政府與企業(yè)的關系成為我們的關注點，這次的三中全會將之看做是國家治理體系形成、國家治理能力展現的一個“核心”問題。

　　改革要敢啃硬骨頭、敢涉險灘

　　筆者以前供職文匯報時，1991年初，采訪過經濟學家劉國光，他說，“放權讓利的改革已經差不多了，也就是普遍得利的改革要進入利益調整的改革，每一項措施出臺，一部分人得利，一部分人會暫時不得利甚至受損”。此話現在看來說對一半。其難以預測的方面是：政府的“放權讓利”還得進行。其有預見性一面是：利益調整是改革的瓶頸。諸如，政府的審批權、許可權意味著權力的認定和實施，過去的十年我們已經削減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二，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會上說，在此任期內還要減少、調整三分之一（須知，已剩的審批權越來越“真價實貨”），而且，說到做到，半年多來又削減相當數量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說的，改革要敢啃硬骨頭、敢涉險灘，就是對公權力的進一步規(guī)范和限制。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《決定》，其中難啃的“硬骨頭”之處，就在這里，因為，政府往往是“游戲規(guī)則”的制定者，制定過程中，要削減自己的利益，要“革自己的命”，談何容易！需要我們從國家利益、民眾利益出發(fā)，花極大的勇氣和過人的智慧，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(yè)進行到底。

　�。ㄗ髡邽樯虾Ｊ腥舜蟪Ｎ瘯�研究室原主任、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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