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-11-27 16:00:16 公務員考試網
文章來源:華圖教育
對市場的感悟就是對需求的感悟
周錦尉
中國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,政府管控、調控的力度一直趨強、偏強,也可以說,有其優(yōu)勢的一面,集中力量辦大事容易成功,但發(fā)揮企業(yè)的活力和創(chuàng)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。由此,處理政府與企業(yè)的關系成為我們的關注點
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: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,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,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(fā)揮政府作用。人們注意到其中一個新提法,即市場的作用,從以前的“基礎性作用”,提升到“決定性作用”。
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湖北考察時說:“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,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(guī)律,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。”這“內在規(guī)律”重要的在于對“市場作用”的感悟,在此,我們進步飛速。
對市場的感悟與實踐的突破
市場作用從封建社會后期萌發(fā),逐漸地解體了封建制度,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此誕生,但市場力量的盲目性、競爭性、弱肉強食的殘酷性,飽受社會主義先驅們的批判,傳統經典認為,計劃經濟是它的替代制度。在實踐中,從毛澤東同志開始注意了市場的力量,認同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(guī)律。在“蘇聯模式”為統領思路的年月,這已經相當不易了,但將對市場認識轉為實踐,談何容易。
鄧小平同志應時而為,他70歲高齡,敏銳看到小崗村的實踐。歷史上逃荒要飯的那塊窮山惡水,“文革”以后,生存面臨威脅,聯產承包,五六十年代干過,有效,但受批判,簽“生死狀”干吧。這就是最低層民眾最基本的需求。
中國共產黨人感悟到了。于是,一發(fā)不可收拾,改革的“星星之火”燃遍九州。基于對傳統經典的突破性創(chuàng)新,鄧小平同志雖然在1979年就在與國際人士談話中說了“社會主義也可搞市場經濟”,我們黨還是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有一個“商品經濟”的過渡。以后,“市場取向”一直是改革弄潮兒的注意點,也是人們的一個爭議點。爭議的焦點:市場取向了,政府往哪兒放?
其實,市場經濟舞臺的主角是兩位:一是企業(yè),二是消費者。政府則是后臺的監(jiān)控者、協調者、張羅者,亞當·斯密將它看得更低,是“守夜人”。經濟學家史正富認為,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有一個主角——地方政府,它們的沖動,也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。此觀點有不少人認同,我則有商榷意見:地方政府畢竟是政府,它們的“沖動”,往往與“政績”有關,我以為,這也是我們?yōu)槭裁础癎DP”引領、“形象工程”引領如此強勁的緣由。
關注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細胞
市場的感悟其實質就是需求的感悟。與改革啟動的“短缺經濟”時代相比,如今的需求有過去“做夢也未做到”的變化。自備車出現,想到沒有?層次不一的小區(qū),停滿各色小車,成為城市生活的難題。還有手機,筆者這樣非時尚人士,也換了六七部。倘若你不擁有較新的手機,就不能享受現代社會很多權益,網絡熱點都一無所知,連“微信朋友圈”都沒有,是否被社會“out”?看來,汽車、手機、花樣翻新的服裝和箱包、舌尖上的新花頭、林林總總的小家電、健身和保健品、誘人的休閑旅游、孩子“起跑線”上的競爭、日益增長老人社會的需求等,都成了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的基本需求。
有大眾需求,還有“小眾需求”。現在已經是一個多樣化、多元化的社會了,抓住機遇先富起來的富裕階層已經被社會肯定,頂級的富豪已經進入國際的富豪榜。開著豪華車,住著豪華別墅,國際豪華游在六位數消費的人們,有那么一批。更小的“小眾”開始籌劃購買私人游艇和私人飛機。小眾的消費,產品新穎、奢侈精致、利潤豐厚,有廣闊的市場,開發(fā)商將之作為重要“項目導向”。據稱能消費私人飛機的富人,全國不會超過千名,但航線安排、購買途徑、辦理程序等,有關方面亦在規(guī)劃、操作過程中。
說了市場經濟的一個主角——消費者,他們產生著最終的各類需求,還得說另一個主角——企業(yè),它們制造著(工廠)、傳遞著(銷售商)各類消費品。它們的積極性、創(chuàng)造性,它們的沖動與活力,關乎市場經濟的興盛如何。弗里德曼和曼德鮑姆在熱銷著作《曾經的輝煌》中說,美國發(fā)展有五個秘訣:重視教育、懂得移民、加緊研發(fā)、注意基礎設施、政府調控不能損害企業(yè)的活力。這第五條就是開掘企業(yè)的創(chuàng)造力。西方經濟學里有個“供應學派”,筆者做通俗理解,主要就是關注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細胞——企業(yè)發(fā)展中的自由度。二次大戰(zhàn)以后,凱恩斯理論重視了政府干預這一手,但也出現企業(yè)活力受損的情況,撒切爾夫人、里根的經濟措施,有供應學派的影響。中國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,政府管控、調控的力度一直趨強、偏強,也可以說,有其優(yōu)勢的一面,集中力量辦大事容易成功,但發(fā)揮企業(yè)的活力和創(chuàng)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。由此,處理政府與企業(yè)的關系成為我們的關注點,這次的三中全會將之看做是國家治理體系形成、國家治理能力展現的一個“核心”問題。
改革要敢啃硬骨頭、敢涉險灘
筆者以前供職文匯報時,1991年初,采訪過經濟學家劉國光,他說,“放權讓利的改革已經差不多了,也就是普遍得利的改革要進入利益調整的改革,每一項措施出臺,一部分人得利,一部分人會暫時不得利甚至受損”。此話現在看來說對一半。其難以預測的方面是:政府的“放權讓利”還得進行。其有預見性一面是:利益調整是改革的瓶頸。諸如,政府的審批權、許可權意味著權力的認定和實施,過去的十年我們已經削減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二,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會上說,在此任期內還要減少、調整三分之一(須知,已剩的審批權越來越“真價實貨”),而且,說到做到,半年多來又削減相當數量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說的,改革要敢啃硬骨頭、敢涉險灘,就是對公權力的進一步規(guī)范和限制。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《決定》,其中難啃的“硬骨頭”之處,就在這里,因為,政府往往是“游戲規(guī)則”的制定者,制定過程中,要削減自己的利益,要“革自己的命”,談何容易!需要我們從國家利益、民眾利益出發(fā),花極大的勇氣和過人的智慧,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(yè)進行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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